愛無所不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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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，我回到曾住過五年的紐約，在秋天輝煌卻輕柔的陽光下走了五天，突然發現到另一個紐約。在我發現的新紐約中，沒有大家熟悉的百老匯、第五大道、帝國大廈、自由女神。我發現的紐約比較小，比較低調。在那裡，一切的事物自然地流動，沒有規則、沒有疆界，沒有人發號施令，但也沒有人迷失自己。整個城市像一首無止盡的爵士樂，各種樂器自由進出、自然融合。在那個紐約，什麼都可以。

紐約著名的當然是大，所有觀光景點，標榜的都是氣派。但我卻從「小版本的紐約」中體會到紐約的精神。在世貿遺址，沒有任何雕像或紀念碑，更沒有人說要重建一百一十層的高樓。仍在整修的工地用鐵欄杆圍起，欄杆上貼著世貿的歷史照片和911受難者的名單。他們不被稱為恐怖份子的犧牲者，而被叫做對抗懦夫的英雄。美國的國力，過去是靠喧囂的高樓來炫耀，如今卻靠紐約客沉默的韌性來表現。

紐約最會表現的區域是蘇活和格林威治村。這裏樓小、街小、店小、招牌小、給予的想像空間卻比哪裏都多。在歷史悠久、爵士樂的聖地「Blue Note」pub，星期六的午夜有自由演奏。一群非專業樂手隨性地上、下台，每個人輪流solo，計程車司機打鼓、日本人唱黑人的blues。觀眾中若有人興緻來了也可以上台，看起來像流氓的黑人會有禮地把鋼琴讓給你。這個臨時成軍的樂團不須排練，踏個腳、點個頭就開始了。一開始，音樂和默契就不能收拾。中途小提琴上去、薩克斯風就自然下來。一切隨興，卻如此動聽。結束後，鋼琴手搓搓手離開，什麼也沒帶，隻身走出去，消失在第三街，好像他剛才只是去吃了一碗麵，或看了一場電影。在紐約，藝術是不須準備，不用大張旗鼓的。格林威治村的街上，有人敲著兩個水桶三個鍋子，精采的程度，走過的人都禁不住跟著節拍跳舞。地鐵入口前一名黑人用非洲方言唱歌，沒有人聽得懂他在唱什麼，他依然賣力地像多明哥。藝術在生活的每一秒中，你可以臨時起意走進「Blue Note」，跟陌生人搭配一曲後，悄悄離開，再去開你的計程車、做你的功課、回你的華爾街、賣假的Gucci的鞋。

我喜歡這種低調的感覺。在舉世聞名的「Blue Note」，沒有氣派的舞台、舞台上沒有絢爛的魔鬼燈，只有一塊黑板大小的珍珠板，用最簡單的字體寫著「Blue Note」。在鄰近的蘇活區，簡單已經成了社區公約。世界名牌如Ferragamo等都在這裏開店，招牌一律是一面斜掛的旗子。塑膠招牌和霓虹燈，就像過季商品一樣被人嫌棄。有自信的品牌不需要大聲嚷嚷，一面旗子就可以表現自己的主張。在蘇活區的畫廊和服飾店中，蘋果電腦開了一家展示店(誰說這裏只能搞藝術和時尚？)。店址原來是間郵局，蘋果連外牆上的郵局字樣都沒有去除。外觀簡單到連旗子都沒有，只有牆上懸著一塊黑色的、鏤空著公司logo的鐵牌，連品牌名字Apple都沒有寫出來。像蘇活區的服飾店一樣，裏面寬闊簡單，造型精緻有趣的電腦放在黃色木質的展示台，就像Prada的鞋，令人想拿起來試「吃」。為什麼電腦不能像Prada一樣賣？為什麼電腦賣場不能上室內設計雜誌的封面？在紐約，規則被打破，因為自由，我們的生活才開始像新鮮的蘋果。

在蘇活區，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杯咖啡，進店、出店、進地鐵、出地鐵。唉，紐約的地鐵是夠爛了，又髒又臭月台又沒空調，哪能跟台北的捷運比？但它可愛，因為可以在裏面喝咖啡吃東西。三更半夜，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紐約的地鐵，到處都是塗鴉的詩。台北的捷運，到處都是禁止的標誌。

「禁止」，是很多城市和文化的特徵。在紐約，沒人禁止你做任何事。你坐在書店的地上，沒人會走過來說：「對不起，先生，你不能坐在地上。」我最恨別人告訴我不能坐在書店的地上，我總是睜大眼睛、故做天真地問：「喔？為什麼？」大部分的人都說不出來，少數會說「這是店裏的政策。」有一次有個人告訴我，「因為這有礙觀瞻。」我當下大笑出來。還有什麼比一個人坐在地上，完全陶醉在一本書中更美的觀瞻呢？越文明的店或城市，應該越能讓人席地而坐才對啊！

在紐約，我席地而坐。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，算是象徵著終極西方文明的建築物。它前面有一排寬廣的階梯，專門給人席地而坐。對我來說，那階梯才是哥大的指標，席地而坐才是思考最好的姿勢。坐在階梯上，對面建築物的屋頂上刻著蘇格拉底、蘇佛克斯、西賽羅等偉大哲人的名字，但我覺得最有啟發性的，卻是身旁一名戴著墨鏡、露出肚臍、躺在階梯上看康德的書的辣妹。我沒注意到她在看康德的哪本書，我只注意到她的肚臍眼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突然變成「魔戒首部曲」中的金戒指向我飛來，彷彿在說：「你要真理？去他的蘇格拉底，真正的真理在這裏！」

沒什麼好假裝的，文明唯一的目的是讓人更認識自己，而不是去認識外界的規則。在西六十二街的藝術電影院，高達的新作「愛情研究院」上演著。各報影評一致叫好，說這是高達「最複雜的敘事結構」、「最偉大的傑作」。當批評家說一個作品有「最複雜的敘事結構」時，你就要小心了。開演四十分鐘後，當所有的人都沉醉在高達的魔術裏時，一名男子站起來，一個一個跟旁邊的觀眾說借過，走到走道時還咕噥著：「什麼狗屁電影？」很多人回頭噓他，但他走得很瀟灑。那是我覺得全片最棒的一幕。我知道在那種情況下，離開是比留下更難的。但他就那樣走了。這種自由的流動，不就是高達一生在追求的嗎？他應該不介意他的觀眾去實踐它吧？

自由來、自由走，最好的表現就是街頭市場。星期天的哥倫布街(像台北的仁愛路)，市集一字排開，賣的東西從木炭一樣粗的香腸到豔陽下毫不性感的女性內衣。每個人都戴墨鏡、每個人都要把價錢殺低，警察騎馬經過，感覺回到中古時期。

這種自由，不僅表現在地方，也表現在人與人的互動。在第六大道和第八街交叉口的書店，我上樓梯時差點撞到工作人員，她靈敏地閃開，然後冒出一句：「下一次，我要跟你跳舞。」在時代廣場前的紅綠燈，一名男子溜著狗，等紅燈時，一名女子自然地去用臉去磨擦他的狗的臉，還問狗多大了。「四個月。」主人說。「真可愛！」女子讚美。她閉上眼睛，讓狗舔她的臉。紅燈亮起，兩個人沒說再見，各走各的了。在中央公園接近西七十一街附近，下午三點，穿著西裝的上班族坐在椅子上(別問我為什麼上班時間他在公園)，打開筆記本記一些事情，轉頭問旁邊的人：「現在幾點？」「三點五分。」他又記了一些東西，起身走了。在「上西城」的咖啡廳前，年輕的夫婦推著幼兒車，情不自禁地站在車後親吻了起來。一名母親牽著小男孩走過，小男孩說肚子餓，母親從包包中拿出一個塑膠袋，裏面是一個個綠色的花菜。沒錯，花菜可以當零食，幼兒車後面可以熱吻，紐約的生活不在家裏，而在街頭。

我在紐約待了五天，沒有熱吻到任何人，就匆匆回去了。朋友問：「你飛了二十個小時來這裏，為什麼不多待一會兒？」我心想，就是這樣匆匆來回，才表現出了我新發現的紐約的精神。如果紐約沒有規則，去紐約的方式為什麼要有規則呢？紐約是不需要你整裝待發、買好保險、規畫行程、按表操課的。你可以玩五十天，也可以玩五小時。把她當板橋一樣，以平常心去看、隨意去玩、多走路、少買票，你才會發現她的真諦。這是紐約，我來、又走了，沒有買「I NY」的T恤，沒有離情依依。一切自然地流動，什麼都可以。

◎刊載於《聯合報》副刊 2002 / 10 / 27

轉貼自王文華流行館